一支自来水笔

那是1956年，我刚上大学，冬天，和妻子结了婚，她买来一摞精美的软面笔记本，连同一支自来水笔，叫我带去用。我非常珍爱，笔和笔记本是妻子对我事业的希望。那时我的创作刚刚起步，笔记本密密麻麻一丝不苟的学习记录，正是我潜心事业的见证。

1957年炎热的苦夏，我用这支笔很真诚地写了一篇短文，向组织谈了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。随即，我追求的生活突然消失了。我被遣送到西昌安宁河畔边远的山村。简单的行囊外，别在胸前的这支笔随我飘泊。这支笔已不再为我描绘生活的彩丽辉煌，但却为我分担无尽的忧苦。那三天五天必写一次的思想汇报，是这支笔助我捱过漫长苦难，鼓起生活的力量。

光明驱走了阴霾。1979年，我重操旧业，又开始搞创作。妻子烦恼，母亲生气：“写、写，你还要写出事来吗？”她们藏笔、甩笔，我则寻笔、捡笔。夜雨深宵，孤灯走笔，晴窗晓日，守土耕耘。那支老笔陪我一道奋发，文艺的、学术的，耕出了百余篇的文章。之后，我又写起书来。

初时写书，妻子颇知行情，说：“那是名人名家的事，你是什么？”她见我忘了脸红，不予理睬，又说：“出书，你有多少银子？”我仍不答。她见我动真格的夜以继日躲在那自命的“听雨楼”写个不休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我嫁了个书呆子！”我跟她讲，人生一世，无非是尽心。对自己尽心，对所爱尽心，对生养的后土尽心，便无所谓得失，无所谓成败，无所谓荣辱毁誉，许多事情便舍得下，放得开，包括蓄积的恩怨，包括难辨的是非和诱人的金钱与浮名。懂得去虚，懂得务实，自然风和日丽，明月风清。于是，她拿了我一叠叠那支老笔写出的粗糙初稿，细细地誊出了二稿。

初时，我曾包起书稿到四川一家出版社，书稿未审，热情的同志谈前提就要我包销；又转另一家出版社，接待同志说难，许多大名人书稿还排队等着；回头又将书稿带给在海南的儿子，那家出版社以优惠条件同意出书，只要我出资三千元，书稿又转回了，三关未过，不出了！郁闷中，我将厚重的书稿随意送寄北京学苑出版社，往返未及半月，他们热情回函，不计盈利，看重书好，只要在不赔本的情况下尽快让书稿早日面世。接着投入全国征订，竟以少有的快速度当年接稿、当年审定，当年出版。那高兴，决不逊于自己孩子出世的欣喜。妻子用秤秤了那部40万字厚重的新书《唐诗答客难》，向我报告足有七两。仍是老笔相伴，我又继续撰写另一部新书。

之后，我的二儿子从海南回来，他知道父亲一生追求写作，特意买回一支派克金笔。我珍爱儿子给我买的金笔，同时仍依恋那支老笔，那支笔确实衰老了，不止外观丑拙，写起来也迟钝不如新金笔流滑，但我仍然用它。